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第二届理事会于2013年成立，分会工作规程规定，理事会任期五年，可以延期换届，但最多不得超过一年。由于去年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经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换届延至今年，本届理事会任期六年。六年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领导下，理事会把握方向，求真务实，共同创造，规范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里，我代表理事会报告院校研究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六年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探讨教育教学管理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自2012年举办“院校研究：‘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关注教育教学，努力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活动：2014年举办“大学课程建设与本科教学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举办“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举办“院校研究与学生成长”学术研讨会；2018年举办“大数据时代的院校研究与个性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与会代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在研讨会上汇聚国内外院校研究学者，共同探讨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改进路径。例如，加强课程建设与本科教学改革具有时代紧迫性；针对“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停留在口头上、课程定位出现明显偏差、课程结构设计不合理、评价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若干策略。这些策略主要有，以科研成效促进教学改革，加强组织支持与针对性指导，构建教学共同体等多措并举，努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又如，个性化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的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开展个性化教育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树立个体生命具有独特性、个性=共性+特性、个体差异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万物得其本者生等观念；大数据为个性化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探讨了开展个性化教育的有效方式方法。这些对改进教育教学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高校不仅要重视提升教师“教”的能力与水平，更要重视学生“学”的效果。我们十分重视学生学习与发展调查，多个理事单位组织开展了有关调查，如清华大学团队从2007年开始在本校和多所高校开展本科生学情调查；华中科技大学团队自主开发了基于本校背景和实际需要的本科生个性化学习与发展调查问卷，在本校和多所高校开展调查；北京大学团队从2001年开始在首都28所高校进行本专科生追踪调查；中山大学团队开发学生学习调查问卷，在全校学生中开展调查；西安交通大学进行了研究型大学学生就读经历调查。在研讨会上，对加强学生调查的研究、调查的深化、以学习分析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及推进评价指标与测量工具科学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提高了学生学习与发展调查的质量，促进了学生学习与发展质量的提升。
二、开展向应用型转型研究，为政府、高校决策提供支持
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本质是中华民族强起来。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就是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国家提出并实施两大战略举措——双一流建设；部分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向应用型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的需要，也是对高校的战略性要求。我们十分重视向应用型转型的研究，如2015年7月在常熟举行“地方应用型院校研讨会”，2018年12月再次在常熟举行“应用型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高端论坛”，2016年5月在铜仁举行“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第二次研讨会，通过研究指出：应用型不等于低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应用型，学校类型可定位于教学服务型；确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难点在于，在学术和技能之间找到平衡点；离开校企合作，不可能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型人才更需要个性化教育等。
我们基于深入调研，撰写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研究报告。2017年8月31日，经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圈阅同意，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在《教育决策咨询》“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十七）”栏目刊发了这个研究报告，报送刘延东副总理等高层领导。我们的这个咨询报告，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肯定和表扬。
院校研究分会主要负责人应邀到1次国际论坛、10次国内有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研讨会、31所大学作相关报告，提供咨询，促进部分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研究发展战略，推进高校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
制定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始终是院校研究的重要内容。2006年我们在西安举办“高校领导与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了高校战略规划制定中的五个突出问题，提出要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将战略规划、实施与评估紧密相结合。近几年，我们十分重视发展战略的研究，除2015年学术年会进行集中研究外，每年学术年会都设置了高校发展战略分论坛，开展持续深入的研讨。在研讨中，我们充分交流了战略管理中的院校经验，探讨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如：战略管理是推进高校发展的必经之路；战略思想是确定战略目标、重点的基本依据；战略规划制定和实施需要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同决策；资源匹配是高校战略规划有效实施的关键；战略评估本质上是一种动力传导机制；以战略评估促进战略实施；以数据可视化技术支持高校决策；加强院校研究与高校决策的耦合。我们发现，我国部分大学的规划仍存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战略目标停留在口号上、缺少战略主题、没有战略行动三个方面。大学战略要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站在战略管理的高度，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切实推动大学的发展。战略管理是一个组织寻求成长和发展机会及识别威胁的过程，其实质是使组织能够适应、利用环境的变化，提高组织整体优化程度，注重组织长期发展与稳定发展。
四、探索理论与方法，推进院校研究规范发展
在我国，院校研究还是一个新事物，探索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推进院校研究规范发展，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要内容。六年来，我们举办或联合举办了七次专题研究会，例如：2014年4月在青岛举行“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会”；2014年12月在澳门举办“院校研究与大学发展”国际研讨会；2016年12月在武汉举办“中国院校研究的挑战与突破”学术研讨会；2017年3月与同济大学联合举办“院校研究的未来”学术研讨会；2017年12月与聊城大学联合举办“院校研究与双一流建设”研讨会；2018年3月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守正创新·融合超越”——院校研究国际研讨会；2018年11月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联合举办“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建设与院校研究”高端论坛。此外，每年的院校研究年会都设立了“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分论坛，探索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
至今，虽然中国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还没有形成，但产生了若干理论观点，如院校研究是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中国院校研究应当坚持“有用、有效、开放、创新”四个原则；开展院校研究必须认识实践与理论的各自特点，关注实践所具有的紧迫性、动态性、模糊性、总体性；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学校管理提供决策支持，是院校研究的三个基本特征，等等。探索了数据分析、质性研究、体验探究等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明确了探索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思路，指出了中国院校研究规范发展的走向。
探索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总体思路是，院校研究可以选择两种研究路径，应该兼顾实践性与理论性；院校研究的理论不必过于追求专属性，可以在运用多学科理论中探索，用多学科循证的方法来发展院校研究理论；方法具有多义性和迁移性，数据是院校研究的基础；院校研究具有反思性，不仅仅是揭示规律，它更多地是要建构理论、创造价值。
具体而言，探索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落脚点是人，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决策支持与管理咨询是院校研究的根本目的。实践需要理论，而理论又来源于实践，理论与实践之间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只有理论与实践相互推进，经过几个循环与轮回，才有可能在实践中总结出理论，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院校研究分会有责任主动推进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建构院校研究自身的知识体系。要围绕组织变革与发展，借鉴管理科学理论，探索中层理论，指导院校研究实践；要深入开展研究在大量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选取和创造适切的院校研究方法；要吸收多学科人才，尤其是信息学科人才，做好数据挖掘工作。
研究认为，中国院校研究规范发展的走向，体现在四个方面：处理好服务领导决策与服务学生发展的关系，提高决策支持的科学水平；处理好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的关系，提高院校研究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处理好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处理好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的关系，使院校研究的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因此，新时代院校研究要进一步关注：学校战略规划要更加自觉、科学、有效；学生是自己学习的决策者，院校研究要为其决策服务；教职员工共同参与院校研究；建立院校研究协同体。
五、出版中国院校研究案例集，推进专题研究规范化
2007年，我们提出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开展中国院校研究。自此，高校院校研究的专题研究蓬勃发展。2011年，我们提出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并指出专题研究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缺乏广度，专题研究的内容还比较窄；二是缺乏规范，没有熟练掌握院校研究的科学方法，特别是案例研究达不到应有水平。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编辑出版案例集的方式，建立案例库。
案例库的建立，可以发挥三方面的作用：一是推动高校重视专题研究；二是组织编写的过程，就是学习、交流的过程，学会做案例研究的过程，例如为编写《中国高校的院系治理》案例集，编辑人员组织召开了两次研讨会，大家感到收获很大；三是案例出版，可以起到交流、示范作用。六年来，我们出版了《高校课程建设与改革》《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与发展》《中国高校的院系治理》三本案例集。目前，我们正在编写《高校个性化教育》案例集。
六、培训研究人员，提高院校研究的质量
院校研究的复杂性、特殊性，对院校研究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院校研究者要有人文关怀、奉献精神、数据素养，具有价值判断、理性思维和实践问题研究的能力。因此，培养院校研究人员十分重要。学会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加强对院校研究人员的培养。
一是举办在职人员培训班。2015年7月和2016年7月，我们分别与山东英才学院和湖南大学合作，主办了两次“院校研究数据的获取、分析与运用”高级研修班，每次都有来自全国近百所高校和教育研究机构的200余名代表参加。通过听讲、练习、讨论，参加研修班的学员都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
二是推进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的课程结构改革，满足从事院校研究的要求。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他们对美国院校研究证书项目课程进行考察，发现美国高校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培养，在证书授予上，给学习合格者颁发培训证书或学位证书；在教育目标上，强调对程序性知识的运用与分析；在课程设置上，大多采用“必修+选修”套餐式结构；在课程内容上，重视方法、技术、政策与评估等实务；在教学方式上，广泛运用在线教学平台。这些发现对我国高校培养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具有参考价值，对院校研究专业课程建设有启发意义。其次，在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中，对院校研究方向的课程设置进行了一次全面了解。再次，在此基础上，2018年12月，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院校研究课程与教材建设”学术研讨会，主要探讨院校研究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还有中国院校研究丛书（教材）的编写工作。目前，我们正在组稿编写十本院校研究教材。
十分可喜的是，院校研究后继有人，一批青年院校研究学者成长起来了。他们知识面广，视野开阔，富有奉献精神，能跟上信息时代的发展。2017年，我们表彰的张端鸿、魏署光博士等10名中国院校研究优秀青年学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七、推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转型发展，建立院校研究协同体
开展院校研究需要相应的机构。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院校研究机构的建立离不开现有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2014-2015年，我们组织课题组对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这个调查分两步：第一步对全国878所本科高校进行了一次普查，初步了解这些高校是否设置高等教育（院校）研究机构，如有设置，接着了解其机构名称、研究人员、隶属关系、服务对象、基本职能等；第二步对17个省市、64所高校的82位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
调查发现，在全国878所本科高校中，设有高教研究机构的有514所，占59%，共有研究人员4578人，其中专职人员2311人、兼职人员2267人。
调查发现，高教研究机构的现状是，少数学校独立设置了院校研究机构，将发展规划制定等任务纳入其中；多数学校分设发展规划处与高教研究机构；部分学校只设立了发展规划处；有127所高校将发展规划处与高教研究机构合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分工合作。
调查发现，高教研究机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在高校的地位不高、作用有限，机构设置随意分散，部分高教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有待提高，部分研究人员能力水平有限，制度和习惯的制约。但大部分高教研究机构在服务对象和基本职能方面，已开始具备院校研究的特征。
调查进一步发现，院校研究机构具有特殊性。院校研究主要职能就是为学校决策提供支持，因而必须进入学校的决策体系和行政体系，否则不可能发挥作用。院校研究机构不进行决策，也不贯彻执行决策，而是通过了解校情，分析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化，开展专题研究，提供决策咨询，为决策者提供专业化服务。因此，院校研究机构的研究需要专业化。如何处理好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的关系，是院校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
2016年3月17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以上调查报告，调查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在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院校研究机构的建立提出了三种模式的设想。第一种是院校研究所、院校研究中心模式，建立专门的院校研究所，配备专职研究人员，同时建立院校研究中心，以院校研究所为核心，吸收其他相关人员参加。在此模式中，院校研究所为实体，院校研究中心为虚体。第二种是高教所与发展规划处合并模式。第三种是院校所、委员会模式，建立院校研究所（中心），形成院校研究的骨干力量，同时建立相应的委员会，由校长牵头，领导和协调全校院校研究工作。
八、广泛开展合作交流，推进院校研究国际化
我国院校研究是从学习、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经验开始的，经过多年探索，虽然仍有较大差距，但已经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六年来，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共同探讨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推进院校研究走向国际化。主要方式有：
举办世界院校研究会会长峰会。2016年7月，美国、欧洲、日本、中国、海外华人院校研究会会长聚集长沙，交流院校研究情况，探讨院校研究发展。一致认为，各国院校研究有很多共同之处，需要相互学习、借鉴。学会会长峰会，将院校研究的国际合作交流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举办了三次院校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众多学者应邀参会，共同探讨大学治理、教育教学改革以及院校研究自身的发展。
联合举办中加、中日院校研究论坛。2014年10月，我们组织部分理事会成员，赴加拿大参加院校研究分会和皇家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加院校研究的历史、现状及趋势”论坛。2017年5月，在日本东北大学举行了“中日院校研究研讨会”，刘献君教授做了“发展院校研究，建立高校决策支持系统”的主题发言，论述了高校决策中决策支持系统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分析了中国高校决策支持系统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加速国家教育数据库建设并向研究人员开放等政策建议。此次研讨会之前，中方参会代表还先后到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筑波大学和东北大学，与各校院校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研讨。
参加美国、欧洲院校研究年会。近几年，我们每年派代表参加美国、欧洲院校研究年会，参会学者在会上作学术报告，会下深入交流。特别是2017年11月，我们组织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会员赴美国加州参加院校研究学术年会，并到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院校研究中心实地考察，学习院校研究的工作重点与实践流程，大家表示收获颇丰。
建立中美院校研究合作科研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生，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深化院校研究的国际化。一批美国院校研究者，特别是华人学者常桐善、严文蕃、张扬、高澜博士等经常参加我国院校研究的活动，指导我国院校研究的开展。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六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认真开展院校研究实践，积极探索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努力为高校管理决策提供咨询，推进高校的改革和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体理事、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代表第二届理事会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我们在开展院校研究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主要经验是：
1.把握方向。我们坚持贯彻党的十八、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中央及教育部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把握院校研究的发展方向。高等学校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院校研究不能脱离这一根本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并努力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立足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求真务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开展院校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开展院校研究的基础和条件比较差。面对这些状况，在院校研究开展之初，我们就提出，“在我国开展院校研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既不能等待，也不能急于求成，我们这一代人要尽力做好我们能做的事，为后人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具体运作看，首先开展院校研究的研究，通过一系列措施，学习、借鉴美国院校研究，探索中国特色院校研究。2007年，我们提出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2011年，进一步提出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扎扎实实地逐步推进。二是从问题出发，开展院校研究。一方面，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来研究，如2006年的“高校领导与战略”国际研讨会，2012年的“院校研究：‘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国际研讨会，2018年的“大数据时代的院校研究与个性化教育”国际研讨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对院校研究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讨，探索中国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3.共同创造。首先，科学研究需要创造、创新，院校研究也不例外。在研究高校治理和教育教学管理改革中，我们提出了“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战略规划要自觉、科学、有效，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了就有教育、没有学习就没有教育，个性=共性+特性，个体差异是重要的教育资源等等。在探索中国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已形成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中国院校研究特点。其次，全体理事共同参与创造。理事们同心协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在不同的情境中，积极参与院校研究分会的研究和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感谢。
4.规范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提出“学术立会、规范办会、服务兴会”的工作方针，我们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开展工作，其中特别注重规范办会，形成了一系列办会制度。例如，双年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研讨我国高校在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单年举行国内学术研讨会，重点研究院校研究自身发展的问题。近几年，为了增加研究主题，扩大参会人员的数量，年会设立若干分论坛，并实行副会长负责制。每年举行1-2次小型研讨会，集中研究院校研究中碰到的问题。其他各项工作也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保障了院校研究分会在规范中发展。
六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开展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2011年，我们提出：本来十年，是院校研究“规范发展”的十年，总体目标是：“以院校研究信息系统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院校研究，使之逐步走向规范化。”至今，已经过去了八年，距离规范化的要求仍然有较大的距离。学校领导对院校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院校研究工作者的水平有待提高，院校研究机构有待规范，数据和信息系统的建设有待加强，院校研究的外部条件有待改善，等等。我们期望，第三届院校研究理事会能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努力实现院校研究的规范化，将院校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